海岸线文学

汉武盛世（第4页）

由于铁业由国家经营，资金、运输、人力、物力都有可靠的保证，同时国家还调集许多精通冶金技术的人才，指导各地铁的生产，为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生产规模条件好，反复实验的机会多，技术就更加成熟。据统计，西汉时期铁的产量是战国时期的三至四倍，各项炼铁工艺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四、张骞开辟丝绸之路。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加深了汉族和西域各族之间的交流。在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的频繁往来中，欧洲人开始来到中国。相互学习交流，还引进了大量的诸如大蒜、核桃、芝麻等种植，促进了种植业的发展。另外，武帝对科技事业的支持，力度也是空前。凡有一技之长者，皆为立官，因此也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推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

民族

汉武帝重视汉和边疆各地区间民族关系的发展，当武帝在位时期，汉和匈奴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西南夷闭塞的状态有了相对的改变。

匈奴

汉对匈奴长期处于被动地位。武帝时，转被动为主动，巩固了汉在全国各民族中的优势地位。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遣使请求和亲，武帝令公卿大臣商量对策。大行令王恢主张“兴兵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则强调“和亲”。在主战主和双方的争议中，大部分官僚附和韩安国的意见，武帝勉强从和亲之议。[25]然而，和亲之后，匈奴仍然大肆侵扰。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马邑（今山西朔县）聂一献破匈奴之策。武帝以时机已到，决心抗击匈奴。王恢积极赞成聂一诱匈奴单于入塞聚而歼之的计策。武帝乃命韩安国、王恢、李广、公孙贺、李息等为将军，率领大军准备伏击匈奴，因匈奴单于发觉而引兵去，落了个空。从此，和亲断绝。是后，武帝命卫青、霍去病等多次征讨匈奴。经过多次战争，特别是元期二年（公元前127年）的漠南战役、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河西战役、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这三大战役之后，匈奴军主力被歼，从此衰弱，单于失据，“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26]。河西战役后，汉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皆在今甘肃河西地区）

西南夷

汉武帝时期，割据东南地区的东瓯、闽越和南越之间经常发生纠纷。汉武帝先后派兵平定了这些地区，并设置了郡县。居住在今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少数民族，当时被统称为“西南夷”。在平定东南割据政权的同时，汉武帝加强了对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联系。他派人通夜郎（在今贵州遵义市一带），使夜郎首领及夜郎附近各部相继归汉，于其地设置了犍为郡。不久，武帝又派司马相如通使邛都、笮都，在那里设置了十余县，隶属蜀郡，还在西南地区先后设立七郡，封滇（在今云南昆明市一带）人的首领为滇王，发给王印。从此，西南地区同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27]

外交

汉武帝在发动对匈奴战争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并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国传出了冶铁术、凿井术、丝绸制造、漆器制造等技术，西方（域）传入胡（黄）瓜、胡萝卜、葡萄、汗血马、核桃、天马等历史意义重大。

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后，以前后13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及丰富的西域学术知识，同时使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张骞因为出使之功，封为博望侯。也使西汉与西域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张骞因远行出使的经历，在西域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的汉使，多称为“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

人口

武帝期间，实际人口自三千六七百万降至三千二百万左右，大约减少了百分之十三四。而前述平阳侯国在此期间户数竞减少了44%，原因在于全国各地情况不同，实际人口下降幅度不同，隐匿虚投程度也不相同。一般说来，越是交通便利、地近京畿、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受到的影响越大，人口减少越多。武帝意在限制、削减侯国，通过种种手段（如徒陵县、削户等），对侯国的户口增殖产生不利影响，加上侯国的户口一般不可能虚报，所以侯国的户口数减少更多，平阳侯国就属这样的殊例子。

社会

前期

经过文景之治的数十年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以恢复与发展，国家和民间的经济力量有了明显的积聚和提升，国家的钱财与粮食相当充实与饱满，人民普遍过著安居乐业的生活。

西汉开国之后，初期的几位皇帝鉴于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采用休养生息的一系列政策，减轻赋税，又废除几项秦代严厉的法律，例如挟书律、诽谤罪、妖言令等，使得当时的社会较为安定稳固，政治较为廉洁清明，得到了普遍民众的爱戴与拥护。

后期

然而汉武帝多年北伐匈奴、征讨四方，加上武帝本人生活的享受，以及严酷的刑罚与经济政策的推行，产生不少社会问题。

第一个问题：表现兵连祸结，百姓因此受尽困苦。汉武帝的军事征伐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最终都要转嫁到百姓的头上，另外国力的过度浪费，武帝末期呈现出一片饥馑盗贼的乱象。武帝末年的全国人口，比初年减少了400万人。

第二个方面：汉武帝不仅好大喜功，而且在生活上过著穷奢极欲的生活，加大了政府的经济开支，导致了民众生活的困苦。汉武帝曾多次巡游全国，每次巡游都带著众多官员浩浩荡荡出发，他所到之处，皆是大肆铺张、奢侈浪费，都带给当地的官吏与民众沉重的负担，另外在任内推动许多大型土木建设工程，他把原有的甘泉宫加以扩大，又兴建了建章宫、明光宫，皆是富丽堂皇、规模非常宏大。

第三个方面：危机爆发在统治集团上层，巫蛊之祸爆发后。仅在长安城内，死亡人数就高达数万人，还有不少朝廷百官卷入其中，动乱结束后，朝廷有一半官职的位置空出来。

争议

汉武帝由于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用兵，并由于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加以徭役加重，捐税增高，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天汉二年（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均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对匈奴的打击使匈奴再无力与西汉政府相对抗，保证了北方边郡乃至全国的安全。

1、巫蛊之祸

汉武帝晚年笃信巫术，听信江充谗言，导致发生了著名的巫蛊之祸，戾太子刘据被迫杀江充而谋反，结果兵败而死，皇后卫子夫因此自杀。事后武帝也极为后悔，修建望思台以悼念太子。

经济上，汉武帝时代经过多年对外战争和肆意挥霍，国库已经空虚，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国力也出现了衰退的局面，汉武帝用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虽然这些措施为政府的带来许多收入，不过却使吏制进一步腐败，官员利用职权巧取豪夺、欺压百姓的情况日益严重，导致百姓怨声载道。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并且越演越烈。

军事上，由于山西军人李广、李敢父子与外戚军人卫青、霍去病发生严重派系斗争，而使武帝晚年对匈奴的战役中，遭到重大的挫败。天汉二年（前99年），以李陵率步兵5000人伐匈奴；征和三年（前90年），又遣李广利率70000人北伐；结果都是全军覆没。

2、轮台之诏

对外战争的失败，国内的不安，以及家庭的惨变，为此，在巫蛊之祸后，汉武帝认真反思过去自己施政的所作所为，他利用远征军失利的时机发表了著名的轮台之诏，不再奉行穷兵黩武的政策，使西汉国势得以避免持续恶化。

评价

汉武盛世，使西汉帝国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成就成为东方文明的骄傲。在这一时期，西汉进入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鼎盛局面。在林立于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系之中居于领先的地位。不过传统历史学家如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均认为，汉武帝力行中央集权、开疆拓土、独尊儒术、设罝五经博士等政策，虽然在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在位中期之后，由于武帝本人好大喜功、放纵享乐、荒诞迷信、残暴多疑、穷兵黩武等种种行为，造成西汉国力、社会经济、人口数量大幅衰退，当时人民承受这些现象的苦果，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因此他们称所谓的“汉武盛世”，不过在文治学术方面尤为人称道，至于武功方面则通常同情于对人民财货与生命付出过度的损失与牺牲。

他登基之初，继续他父亲生前推行的养生息民政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

同时他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在军队和经济上则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同时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成为封建正统地位地位铺平了道路。不过事实上汉武帝时期从来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显示皇权的地位，因此汉学家认为这更应该是以法为主以儒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而宣儒并不等于弃法，法依然是汉武帝时期的最终裁决手段，当时积极启用的汲黯和主父偃即是其中著名的例子。

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漠南无王庭”。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从此西域成为几大文明交汇之地，汉武帝被称为“冠于百王”。

长期的边疆战争耗费了国库积蓄，武帝不得不寻求新的财政来源，以支撑大量的军费开支。以武力征伐为主要的汉武盛世，不可能是田园牧歌的世界，暴力曾经是无法避免的手段，民众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