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线文学

第六章 忽必烈建元 改国号元君临天下（第2页）

1271年，忽必烈命刘秉忠、许衡等人修订法律，颁布《至元新格》，这是元朝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其内容以“汉法”为主，兼顾蒙古旧俗，规定“诸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元史·刑法志一》），同时保留“蒙古人犯罪由特殊法庭审理”的特权。

（3）军事制度：怯薛军与侍卫亲军的并存

蒙古传统的“怯薛军”（禁卫军，由贵族子弟组成）被保留，作为皇帝的贴身护卫；同时，忽必烈仿照中原制度设立“侍卫亲军”，分左、右、中、前、后五卫，由汉军、色目人组成，负责京城防卫。这种“双轨制”既维护了蒙古贵族的特权，又强化了中央对军事的控制。

2。3文化整合：从“华夷之辨”到“天下一家”

忽必烈的“建元”，本质上是一场“文化重构”运动。他试图通过“尊儒重道”消解中原士绅的抵触，同时以“蒙古传统”安抚草原贵族：

-尊儒：1263年，忽必烈在大都设立“国子学”，招收蒙古、汉人子弟学习儒家经典；1274年，命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推行“汉法教育”；他还亲自祭祀孔子，追封孟子为“邹国公”，将儒家思想纳入官方意识形态。

-祭天：1271年，忽必烈在新建的“太庙”中举行祭祖仪式，同时保留蒙古传统的“洒马奶子”祭天习俗；1279年灭南宋后，他亲赴大都南郊祭天，“用汉礼，以彰正统”（《元史·祭祀志》）。

-修史：1271年，忽必烈命王鹗监修《蒙古秘史》（记录蒙古起源的史诗），同时命脱脱主持编修《宋史》《辽史》《金史》，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进三史表》），打破了“华夷之辨”的传统史观。

三、君临天下：元朝的疆域与治理

3。1军事征服的巅峰：从灭宋到四夷归附

“大元”的建立，最终以军事征服完成了“大一统”。1273年，元军攻破南宋襄阳（今湖北襄阳），打开了长江防线的大门；1276年，元军占领临安（今浙江杭州），俘虏宋恭帝；1279年，元将张弘范在崖山（今广东新会）海战中击败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负幼帝赵昺投海，南宋灭亡。至此，自唐末以来分裂近四百年的中国，重新实现了统一。

除中原外，忽必烈的“天命”还延伸至边疆与域外：

-高丽：1270年，元军平定高丽“三别抄”叛乱，设“征东行省”（又称“高丽行省”），将高丽纳入元朝版图；

-大理：1253年，忽必烈灭大理国（今云南），设“云南行省”，推行“土官制度”（任命当地首领为地方官）；

-吐蕃：1247年，蒙古灭吐蕃教派政权“萨迦”，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设立“宣政院”管理西藏宗教与行政事务；

-域外：元军曾三次征伐日本（1274、1281年）、两次征伐越南（1257、1284-1285年）、一次征伐爪哇（1292年），虽均未成功，但扩大了元朝的国际影响力。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朝疆域达到极盛：“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元史·地理志一》）

3。2多元一体的治理：从“四等人制”到“经济重心南移”

元朝的治理，既体现了“华夷一体”的政治智慧，也暴露了民族政策的局限性。

（1）“四等人制”：等级秩序下的平衡术

元朝将全国人口分为四等：蒙古人（第一等）、色目人（第二等，包括西域、中亚各族）、汉人（第三等，指原金朝统治区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南人（第四等，指原南宋统治区的汉人）。这种等级划分表面是“民族歧视”，实则是忽必烈平衡各方势力的策略：

-蒙古人：占据中央要职（如中书省、枢密院），掌控军事与政治；

-色目人：因“善理财”被重用，负责财政（如阿合马、桑哥）、外交（如马可·波罗）；

-汉人：多为地方官员（如知州、知县）和文人，承担赋税与文化传承；

-南人：地位最低，但人口最多，是农业与手工业的主要劳动力。

这种制度虽引发汉人不满（如元末红巾军起义），但在当时却有效整合了多元族群，避免了大规模的种族冲突。

（2）经济重心南移：漕运与海运的突破

元朝的经济命脉在江南。灭南宋后，元廷继承了南宋“税粮甲天下”的优势（每年从江南征收约400万石粮食），但面临运输难题：陆路运输成本高、效率低，必须依赖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