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新型犯罪(以“杀猪盘”为代表),对传统模式和基层法律服务的挑战。
以及反应滞后、定性困难、专业壁垒和资源不足的问题。
展开分析现有纠纷解决机制,公安方面,司法方面,诉前调解方面,在面对此类复杂问题时的局限性。
第二部分是核心研究对象——“明理工作模式”的解剖分析。
这一点,其实连韩秋兰也还不是很懂。
于是她放下教授架子,和周明远面对面聊了足足一个多小时,才大概理清了思路。
韩秋兰提出的几个问题,直指核心。
比如协作流程,大数据分析运行逻辑,如何与官方建立信任,协作的政策条文依据,权责边界如何划分,以及从线索发现、移交、研判到行动配合的具体设计与优化。
周明远则展现出与他年龄不符的沉稳与务实。
他对明理模式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处细节都了然于胸,应对提问条理清晰,数据精准。
课题的重中之重,就是针对杀猪盘案件的分析研判。
这一点,连许多法学专家和媒体大佬都在感叹,明理公司有着一双如此敏锐的慧眼。
明理怎么构建线索发现机制?
法律从业者如何从咨询中识别刑事犯罪苗头?
以及在案件侦办中提供了哪些具体独特的专业支持?
再比如法律定性、话术分析、受害人沟通策略,与专案组有效配合等等。
这些每一项,都是值得讨论的业内难题。
延展到学术方面,就是模式的可扩展性。
此合作机制在解决其他类型案件的潜力与适配性分析——比如非法集资线索识别,复杂民事纠纷调解前置,能不能进一步加以利用?
别说韩秋兰感兴趣,这几天越来越多的媒体联系到明理公司,请求进一步的采访和深入挖掘。
这就是标杆的力量。
至于论文的第三部分,主要讨论挑战、风险,实践中遇到的障碍与制度保障。
像是信息壁垒、经费保障、人才专业性、社会认知偏差、潜在的利益冲突风险,都是业内存在的问题。
还有隐隐的一层,法律与伦理边界。
律师在协作中的角色界限,保密义务与线索移交的平衡,如何确保程序正义?
不得不承认,术业有专攻。
在这方面,韩秋兰比两世为人的周明远思考的还要深入和专业。
不仅给周明远带来了不少深入思考,还侧面完善了一些明理工作方式上的漏洞。
论文的结尾大同小异,无非是理论提升与实践启示。
提炼“明理模式”对“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协同治理理论”、“犯罪预防关口前移”的实践贡献。
提出可复制推广的规范化操作指南。
对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效能的启示。
这个课题可以搞!
也正是在这个环节,双方迅速达成了一致。
既然决定了要搞,那么接下来的任务,无非是明确分工。
韩秋兰当场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