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线文学

第十二章（第4页）

还有王夫之、黄宗羲，他们都是大明的举人，南明灭亡后，躲在湖南、浙江的深山里，写下《读通鉴论》《明夷待访录》，批判君主专制，说“天下不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是百姓的天下”。他们不敢用真名，只能用化名，把书藏在山洞里，等着“明夷”（指大明灭亡后的黑暗时代）过去，能有贤君来“访录”这些治国的道理。可直到他们去世，也没等到那一天——清朝的皇帝，早就把“文字狱”搞了起来，凡是提到“大明”“抗清”的书，都被烧了；凡是敢说清军暴行的人，都被砍了头。

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帝南巡到南京，去了明孝陵——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他对着朱元璋的墓碑磕了三个头，说“朕尊重明太祖，也尊重大明的江山”。可转身，他就下令把南京城里所有纪念史可法、黄道周的祠堂都拆了，把刻着“抗清复明”的石碑都砸了。百姓们看着清军拆祠堂、砸石碑，敢怒不敢言，只能在夜里偷偷烧些纸钱，祭奠那些战死的大明忠臣。

乾隆年间，乾隆帝为了拉拢汉人，下令给史可法、黄道周、李定国等南明忠臣平反，说他们“虽为明臣，却有忠君爱国之心”。可他又下令，把《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列为禁书，说这些书“都是谣言，是反清分子编造的”。他还组织人修《明史》，把南明的历史写成“伪政权”的历史，把崇祯帝写成“昏君”，把清军入关写成“替天行道，拯救百姓”——历史，就这样被改得面目全非。

可江南的百姓们没忘。扬州城里，老人给小孩讲故事时，还会说“当年史大人在城头上，跟鞑子拼到最后一口气”；南京的秦淮河畔，妓女们偷偷教徒弟唱《桃花扇》里的“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台湾的海边，渔民们出海时，还会对着大陆的方向拜一拜，说“郑成功大人会保佑咱们”。

那些刻在骨血里的记忆，不是皇帝的一道圣旨就能抹去的；那些浸在血里的骨气，不是时间的流逝就能冲淡的。大明虽然亡了，可大明的忠臣、大明的百姓、大明的骨气，还活在江南的风里，活在汉家的血脉里。

列位看官，讲到这里，本书就真的结束了。从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到朱由检煤山自缢、大明灭亡；从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到萨尔浒之战的惨败；从万历年间的繁华，到南明的苟延残喘，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像一场跌宕起伏的大戏，有辉煌，有悲凉，有忠臣，有奸佞，有百姓的苦，也有帝王的愁。

有人问，大明值得同情吗？崇祯帝猜忌多疑，杀了袁崇焕；弘光帝昏庸无道，丢了江南；南明的宗室们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可大明也有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誓言，有史可法“城在人在”的血誓，有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举，有百姓们“宁死不降”的骨气。

或许，大明的灭亡是注定的——吏治腐败、天灾不断、外有后金、内有流民，像一座四处漏风的房子，一阵风就能吹倒。可那些为了这座“房子”拼尽全力的人，那些在“房子”塌了之后还不肯低头的人，才是大明真正的魂。

就像煤山的雪，每年冬天都会下，盖住那棵老槐树，却盖不住崇祯帝自缢的痕迹；就像扬州的血，早已被长江水冲走，却永远留在了江南百姓的记忆里；就像台湾的风，吹了几百年，还在诉说着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

大明亡了，可大明的魂，没亡。

书归正传，咱们再讲别的故事

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广州的城门。英国兵舰沿着长江往上走，路过扬州时，看见城墙上还留着当年清军轰开的缺口——那是多铎的红衣炮留下的痕迹，两百多年过去，缺口被砖石补了又补，却始终留着一道浅浅的凹痕，像一道永远愈合不了的伤疤。

城里有个叫史继祖的老人，是史可法的第十代孙。他拄着拐杖，站在缺口下，给围观的小孩讲“扬州十日”的故事。小孩们睁着大眼睛问：“史爷爷，史大人真的砍了好多鞑子吗？”老人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块褪色的锦帕，帕子上绣着“城在人在”四个字——那是史可法战死前，贴身侍女给他绣的，后来侍女带着帕子逃了出来，传给了史家后人。

英国士兵看见这群人围着城墙，举着枪过来驱赶。史继祖把锦帕揣进怀里，挡在小孩身前，说：“这是大明的城墙，你们不能来撒野！”英国士兵听不懂他说什么，用枪托砸了他一下，老人倒在地上，嘴角流着血，眼睛还盯着城墙的缺口——他到死，都记得自己是史可法的后人，是大明的子民。

咸丰三年，太平军打进南京。洪秀全坐在太和殿里，改南京为“天京”，说要“推翻清朝，恢复汉家天下”。城里的百姓们以为盼来了希望，纷纷拿出藏在墙缝里的大明龙旗，挂在门口。可太平军进城后，却烧了明孝陵的享殿，砸了史可法的祠堂——他们要的不是“复明”，是自己当皇帝。

有个叫郑阿福的台湾人，是郑成功的第八代孙。他带着族人从台湾渡海来南京，想跟着太平军抗清，可看见太平军砸祠堂、烧龙旗，气得哭了：“郑大人收复台湾，是为了复明，不是为了你们这群乱贼！”他带着族人回到台湾，把家里藏着的郑成功的佩刀拿出来，每天对着佩刀磕头，说“郑大人，咱们错信了人，大明的仇，还得靠咱们自己报”。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被杀，临刑前他喊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这声音，像极了当年黄道周在福州街头喊的“抗清复明，死而无憾”。有人说，谭嗣同是顾炎武的后人，他小时候读过《日知录》，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有人说，他是史可法的魂，是大明的忠臣换了个样子，来救这摇摇欲坠的江山。

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他站在太和殿的台阶上，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句话，南明的忠臣们说了两百多年，终于在这一刻，有了回响。南京城里的百姓们，拿出藏了几代的大明龙旗，和革命军的旗帜一起挂在街头，有的老人对着龙旗磕头，哭着说“先帝，史大人，咱们大明的江山，回来了”。

可孙中山先生知道，这不是大明的江山，是“中华民国”的江山。他派人去修缮明孝陵，去重建史可法的祠堂，还亲自给史可法的墓碑题字：“史忠正公之墓”——“忠正”是乾隆帝给史可法的谥号，可孙中山先生觉得，这两个字配不上史可法，他在题字旁边加了一行小字：“公之精神，永垂不朽”。

民国元年，北京的煤山改名叫“景山”。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干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明思宗殉国处”。有个从江南来的老秀才，带着一壶酒、一碗饭，坐在槐树下，一边喝酒一边哭，说“先帝，您看，鞑子被赶跑了，大明虽然没了，可中华还在”。他喝得酩酊大醉，趴在槐树下睡着了，梦里看见崇祯帝穿着龙袍，站在煤山顶上，对着他笑——那是两百多年来，崇祯帝第一次笑。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东北，开始侵华战争。南京城里，史可法的祠堂里挤满了人，有学生，有工人，有商人，他们对着史可法的画像宣誓：“宁死不当亡国奴！”郑成功的后人郑振铎，带着家里的藏书，从上海逃到重庆，他说“这些书里有大明的魂，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就像当年郑成功守护台湾一样，他在守护着中华文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南京的太和殿改名叫“人民大会堂”，成了百姓们开会的地方；扬州的城墙被保护起来，缺口处立了一块石碑，写着“扬州十日殉难同胞纪念碑”；北京的景山成了公园，每天都有游客围着老槐树，听导游讲崇祯帝自缢的故事。

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有人要去砍史可法祠堂的树，要去砸扬州的纪念碑，还要去刨明孝陵的坟。有个叫朱启秀的老人，是朱元璋的后代，他跪在明孝陵的门口，说“这是太祖皇帝的坟，你们不能刨”。有人要打他，他就趴在坟上，说“要刨就先刨我”——就像当年史可法挡在扬州城前一样，他在挡着大明的根。

1982年，明孝陵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工作人员在修缮明孝陵时，从地基里挖出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大明江山，永固万年”——那是朱元璋当年建陵墓时埋下的，四百多年过去，石碑上的字还很清晰，只是“永固万年”四个字，早已成了泡影。

2023年，扬州的城墙下，有个小男孩拉着爷爷的手，问：“爷爷，城墙上的缺口是怎么来的？”爷爷蹲下来，指着缺口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史可法的大人，在这里跟坏人打仗，他拼到最后一口气，也没让坏人进城。”小男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从兜里掏出一张画，画着一个穿着官袍的人，举着刀站在城墙上——那是他在学校里画的，老师告诉他，这是民族英雄史可法。

南京的秦淮河畔，画舫上又开始唱《桃花扇》了。演员穿着明朝的戏服，唱到“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时，船上的游客都安静了，有人拿出手机拍照，有人跟着轻轻唱——他们或许不知道弘光帝的荒唐，不知道马士英的贪腐，可他们知道，秦淮河的水，流过了大明的繁华，也流过了大明的悲凉。

北京的景山公园里，老槐树下围满了人。有个导游拿着喇叭，给游客讲崇祯帝自缢的故事：“崇祯帝不是昏君，他只是生错了时代。他想救大明，可大明已经病入膏肓，他救不了。”游客们点点头，有人对着老槐树鞠躬，有人在树下放了一束白菊——那是给崇祯帝的，也是给大明的。

列位看官，讲到这里，本书才算真正画上了**。从1368年朱元璋登基，到1644年崇祯帝殉国，再到2025年的今天，六百多年过去，大明早已成了历史，可大明的忠臣、大明的百姓、大明的骨气，还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史可法的锦帕，郑成功的佩刀，顾炎武的《日知录》，还有扬州城墙上的缺口，煤山的老槐树，秦淮河的画舫，这些都不是冰冷的文物，是大明的魂，是中华的魂。它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忠”，什么是“义”，什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或许，大明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可大明的精神，永远不会灭亡。就像长江的水，永远向东流；就像泰山的石，永远立在那里；就像我们每个人的血脉里，永远流着大明的血，流着中华的血。

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