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线文学

第177章 余华英拐卖儿童（第3页）

对于张荣仙来说，找到大儿子王艳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2023年8月，一名男子与张荣仙夫妻的DNA比对成功。后来志愿者联系上这名男子，他说自己是从小被人拐卖到河北邯郸的，还记得自己有个弟弟一同被拐。而这名男子正是张荣仙的大儿子王艳龙。

张荣仙相信，二儿子极有可能也在邯郸。此时她注意到了杨妞花寻亲的新闻，无论是作案时间、作案手法还是拐卖路线，杨妞花案与王艳龙、王能能案都十分相近，张荣仙怀疑两个儿子也是被余华英所拐。

于是，张荣仙求助侦破杨妞花被拐案的贵阳警方，贵阳警方又找到了人脸识别技术出色的江西警方，最终通过人脸识别，果然在邯郸找到了一名长相高度疑似王能能的男子。今年春天，警方对该男子进行采血后，通过DNA比对确认，他的确是张荣仙的二儿子王能能。

然而，与家人团聚的喜悦中也夹杂着苦涩。张荣仙的两个儿子至今都没有回到她的身边，他们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对亲生父母和故乡感到陌生。虽然伤心难过，但张荣仙表示，她愿意给孩子时间，等待他们归来。

六、余华英的辩护：试图逃脱的最后挣扎

6。1法庭上的"影后级"表演

余华英在法庭上的表现堪称"影后级"表演。一审听到死刑判决时，她捂脸假哭，转眼又嬉皮笑脸要求上诉；二审咬定自己不是主犯，把责任推给已死的同伙；直到最后签字还在嘀咕"要找法律援助"。

在二审庭审中，余华英突然提出要向受害者道歉。她对法官说："请法院允许我在此处对受害人做出一个深深的歉意，我可以站起来鞠个躬吗？"法官同意后，余华英向受害者方向鞠了一躬，说了声"对不起"。

然而，杨妞花并不接受她的道歉。"我不需要余华英的道歉。"杨妞花说，"她只是怕死，并不是悔过。"

6。2辩护策略：从犯地位与悔罪表现

余华英的辩护人在庭审中提出了多项辩护意见，试图为余华英争取从轻处罚。首先，辩护人认为余华英在案件中并非主犯，而是从犯，犯罪行为主要由龚显良主导。

其次，辩护人提出余华英有坦白情节，建议从轻处罚。他们认为，余华英在被抓获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认定为坦白。

此外，辩护人还提出，余华英在2009年出狱后再也没有拐卖儿童的违法行为，这表明她已经有所悔悟。

然而，检方反驳了这些辩护意见。检方指出，余华英在犯罪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她负责寻找目标、诱骗儿童，是犯罪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检方认为，拐卖犯罪是一个整体，不存在主从犯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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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余华英的"坦白"，检方指出，余华英从未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所有被拐儿童都是在警方查到确切证据后，她才被动交代的，没有一个是她主动交代的，这表明她根本没有悔过表现。

6。3最后的狡辩：不知悔改的"恶魔"

直到最后，余华英都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与律师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律师告诉她："我们经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今天跟你讲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你当天如实供述，这是更多的对你人的良心和人生的一种救赎。"

然而，余华英依然认为自己不是主犯，不是犯意的提起者，塑造一个年少不懂事的形象，声称自己是从犯，不起主要作用。这种态度让受害者及其家属更加愤怒，也让公众对这个"恶魔"的最后挣扎感到不齿。

七、正义的意义：余华英案的社会影响

7。1一个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

余华英案成为近年来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标志性案件。该案因其犯罪时间跨度长、受害者众多、社会影响恶劣，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法院不仅关注余华英的犯罪行为，还关注其犯罪对受害者及其家庭造成的深远影响。法院认为，余华英的行为导致多个家庭破碎，给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其主观恶性极深，犯罪后果极其严重。

余华英案的判决结果，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该案表明，对于拐卖儿童这种严重侵犯儿童权益、破坏家庭完整的犯罪行为，法律将给予最严厉的制裁。

7。2科技进步与寻亲效率的提升

余华英案的侦破和受害者的寻亲过程，充分体现了科技进步对打拐工作的重要推动作用。杨妞花通过短视频平台寻亲成功，谌江海通过DNA比对找到家人，这些都得益于现代科技的发展。

据余华英的代理律师王文广介绍，近年来大数据人脸识别、短视频平台都为寻亲起到了很大作用，未来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有更好的平台帮助家长寻亲，离天下无拐就更近一步。

7。3公众意识的提高与社会参与

余华英案的广泛报道，也提高了公众对拐卖儿童问题的认识和警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打拐工作，参与到保护儿童权益的行动中来。

在余华英案的审理过程中，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拐卖儿童问题的深入讨论。许多被拐儿童及其家庭也受到鼓舞，勇敢地站出来寻求帮助，希望找回失散的亲人。

7。4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反思

余华英案也引发了人们对法律制度的反思。一方面，该案的审理过程体现了我国司法的公正和严谨，从一审到二审，再到发回重审，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循法律程序，确保了案件的公正处理。

另一方面，余华英在2004年被轻判后继续作案的事实，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提高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有代表建议将拐骗儿童罪刑期上限提高至死刑，或者将拐骗儿童罪并入拐卖儿童罪，以提高对这类犯罪的震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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