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礼”
的新土壤。
更重要的是,春秋末期的中原,早已不是孔子理想中的
“有道之邦”。诸侯争霸,战火连绵,“臣弑君、子弑父”
的惨剧不断上演;士大夫阶层沉迷于权力争夺,将礼乐视为粉饰太平的工具,而非修身治国的准则。孔子周游列国十四载,从鲁到卫,从陈到楚,始终试图寻找一位能践行
“仁政”
的君主,却屡屡碰壁
——
在卫国,他被君主当作
“贤士”
供养,却无实权推行主张;在陈蔡之间,他被困于荒野,连温饱都成问题;在楚国,楚昭王虽有重用之意,却因贵族阻挠而作罢。中原的
“繁华”,对孔子而言,早已成了压抑理想的牢笼;而九夷的
“简陋”,反而可能成为摆脱束缚、重拾初心的净土。
二、“或曰:‘陋,如之何?’”:世俗眼中的
“优劣标准”
“或曰:‘陋,如之何?’”
问话者的担忧,恰恰代表了春秋时期世俗社会的价值判断
——
以物质环境的优劣,衡量一处地方的宜居与否。在世俗眼中,“陋”
的标准清晰而具体:没有宽敞明亮的屋舍,便是陋;没有丰衣足食的生活,便是陋;没有礼乐熏陶的氛围,便是陋。这种以物质为核心的评判标准,不仅存在于春秋时期,更贯穿了中国历史的漫长岁月,甚至在当今社会,仍深刻影响着人们的选择。
在春秋时期的中原士人看来,居住的环境必须与身份、德行相匹配。君子当居于
“邦有道”
的都城,出入有礼仪,交往皆贤达,衣食住行皆符合
“礼”
的规范。《礼记?王制》中便记载,“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虽强调对不同地域习俗的包容,却仍以中原的
“教”
与
“政”
为核心标准。因此,当孔子提出要去九夷居住时,问话者的担忧便顺理成章
——
在他们眼中,九夷的
“陋”,不仅是物质的匮乏,更是对君子身份的
“降格”,是对礼乐文明的
“背离”。
这种世俗的价值判断,本质上是对
“外在条件”
的过度依赖,而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