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真诚”,始终是这些礼仪的核心。
根据《周礼?秋官?大行人》记载,西周时期,国家之间就有了完善的外交问候制度。周天子会派遣
“大行人”
作为使者,前往其他诸侯国
“问聘”,也就是转达周天子的问候与关怀。使者出发前,周天子会在宗庙举行隆重的送别仪式:周天子会亲自为使者斟酒,然后行
“再拜”
之礼,寓意着对使者的托付,也表达着对诸侯国君主的尊重。使者到达诸侯国后,会按照礼仪,将周天子的问候转达给诸侯,而诸侯也会以同样隆重的礼仪接待使者,再托使者向周天子回赠礼物,表达感谢。这种外交礼仪,不仅维护了西周时期的政治秩序,也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但
“问人于他邦”
的礼仪依然被保留下来,并且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孔子生活的时代,他周游列国,曾多次托人向远方的友人转达问候。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在陈国时,得知弟子子路在卫国遇到困难,便托一位路过的卫国商人向子路转达自己的关心,送别商人时,孔子
“再拜而送之”,还特意叮嘱:“务必把我的话带到,告诉子路要保重身体,凡事多思考。”
孔子的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对弟子的牵挂,更展现了他对
“远问”
礼仪的坚守
——
即使在乱世之中,也要用真诚与尊重对待每一份情谊。
汉代时,“问人于他邦”
的礼仪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外交问候礼仪也更加丰富。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武帝曾多次派遣张骞等使者前往西域,使者出发前,汉武帝会在长安城外举行盛大的送别仪式,不仅会赏赐使者大量的财物,还会亲自为使者行
“再拜”
之礼,祈求使者一路平安。使者到达西域后,会向西域各国国王转达汉武帝的问候,并赠送丝绸、瓷器等礼物;而西域各国也会派遣使者回访中原,带来当地的特产,如葡萄、苜蓿、良马等,形成了
“使者相望于道”
的繁荣景象。这种充满尊重与真诚的外交往来,不仅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唐代是中国古代外交的鼎盛时期,“问人于他邦”
的礼仪更加成熟,也更加注重人文关怀。根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代的外交使者在出发前,皇帝会在大明宫的紫宸殿召见使者,亲自嘱托外交任务,然后命大臣为使者举行送别宴。宴会上,大臣会为使者敬酒,行
“再拜”
之礼,表达对使者的祝福与尊重。使者在国外期间,不仅要转达唐朝皇帝的问候,还要关心当地华人的生活,为他们提供帮助。例如,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不仅带去了佛教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还多次托人向唐朝皇帝转达日本天皇的问候,以及在日华人的近况,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话。
明清时期,“问人于他邦”
的礼仪虽然在形式上有所调整,但核心的尊重与真诚始终未变。明代的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壮举,也是
“问人于他邦”
的典范。郑和每次出发前,明成祖都会在南京的龙江造船厂为他举行送别仪式,赏赐大量的财物和生活用品,并叮嘱他要
“宣德化,柔远人”,以尊重和真诚对待沿途各国人民。郑和到达各国后,会向当地国王递交明成祖的国书,转达明朝的友好问候,并赠送丝绸、瓷器、茶叶等礼物;同时,他也会收集各国的特产和文化信息,带回明朝,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往来。清代的外交虽然在后期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但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依然坚持
“问人于他邦”
的礼仪传统,如与朝鲜、越南等国的交往中,始终以尊重和真诚为原则,保持着友好的外交关系。
从西周的
“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