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着“重农桑以足衣食,
兴教化以明人伦”的陈词滥调,
四平八稳,却也乏善可陈。
而这份试卷,
在例行公事般铺陈了一番圣贤道理后,
笔锋陡然一转,
竟提出一个颇为刁钻的观点:
教化非独在诗书礼乐,
亦藏于深耕易耨之间!
农桑之事,非仅谋生之技,
实为安民之基、秩序之源。
百姓仓廪实而知礼节,此乃小成;
若能于田亩稼穑之中,
体悟天时、地利、人和之道,
遵循自然之法度,各安其分,
各尽其力,则秩序自成,教化暗合!
何须日日耳提面命?
甚至隐晦指出,
若一味空谈教化而忽视农桑根本,
犹如筑厦于流沙,终是虚妄…
这观点…不能说是错的,
甚至细想之下,颇有几分道理,
跳出了纯粹道德说教的窠臼,
带上了几分务实和…
近乎法家“循名责实”的味道?
但又包裹在儒家“顺天应人”的外衣之下。
这绝非一个终日只知斗鸡走狗、
连《孟子》都背不利索的纨绔子弟能有的见识!
更不像他那种浮躁心性能写出的沉静文字!
赵明远捻着胡须,眉头紧锁。
文章中还有几处用典,
虽不算生僻,但也绝非县学蒙童常涉猎的范围。
尤其是将《齐民要术》中的农耕之法与《礼记》中的秩序观念隐隐勾连,
这需要相当的阅读量和融会贯通的能力。
“奇哉…”
赵教谕喃喃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