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先礼后兵。
我拨通了李志强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听,那边传来他带着明显不耐烦的声音:“喂?田颖啊,什么事?”
我压着火气,尽量让声音保持平静:“志强哥,我妈的事,我都知道了。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要把老人赶出家门?”
李志强嗤笑一声,语气充满了嘲讽:“田颖,你还好意思来质问我?我爸走了,我们家的事跟你妈还有什么关系?她占着房子算怎么回事?我们这是拿回自己家的东西!再说了,她照顾我爸不是应该的吗?难道我们还欠她的不成?”
“法律上,我妈是合法配偶,有权居住和继承部分遗产!你们这是违法的!”
“少跟我扯法律!”李志强提高了音量,“在清水镇,就得按清水镇的规矩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一个后老伴儿,还想分我们李家的祖产?做梦!我告诉你田颖,这事没商量!你赶紧把你妈接走,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李志强!”我也火了,“你们今天的行为,街坊邻居都看着呢!你们就不怕被人戳脊梁骨吗?”
“爱看看,爱说说!我们老李家的事,轮不到外人插嘴!你要不服,就去告!看谁能笑到最后!”说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
听着电话里的忙音,我气得浑身发抖。看来,沟通是彻底无效了。他们是有备而来,铁了心要独占房产,丝毫不念及半点情分。
接下来的两天,我一边安抚母亲,一边开始行动。我带着母亲去了镇上的司法所咨询,工作人员肯定了我们的权利,建议我们先尝试调解,如果不行再走诉讼程序。同时,我也开始有意识地接触一些老街坊。
我买了些水果,去了几家以前和母亲关系还不错的邻居家。说起这事,邻居们大多摇头叹气,面露同情。
住斜对门的张婶拉着母亲的手说:“大山家的,你受委屈了。志强那几个孩子,做得是太不地道了。你伺候老李这么多年,我们都看在眼里。可……唉,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前院的赵大爷吧嗒着旱烟,浑浊的眼睛里透着世事洞明的光:“颖丫头,这事啊,难。志强他们敢这么干,怕是早有准备。我听说……咳,我也是听人瞎传啊,说老李走之前,那房子的事,可能有点说道……”
赵大爷的话像一根刺,扎进了我心里。难道继父临终前,在房产问题上留下了什么对母亲不利的遗嘱或者安排?以继父那种有些糊涂又耳根子软的性格,在病重时被子女哄着签下什么文件,不是没有可能。
这个猜测让我心头蒙上了更深的阴影。如果真是这样,事情就比想象中更复杂了。
调解的日子定在三天后,在社区居委会进行。去之前,我给母亲精心打扮了一下,让她显得不那么憔悴。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这将是一场硬仗。
调解现场,李志强兄妹三人到得很齐,一个个脸上带着戒备和毫不掩饰的敌意。社区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试图缓和气氛。
李志强率先发难,一口咬定房子是李家祖产,与我母亲无关,说我母亲是“鸠占鹊巢”,现在继父去世,她理应离开。李秀娟则打感情牌,哭诉自己父亲一辈子辛苦,留下的这点基业不能落在外人手里,还说母亲“说不定早就偷偷攒了不少私房钱”。
我据理力争,摆出婚姻法,强调母亲二十多年的付出和合法权利。我提到继父生病时母亲的辛劳,质问他们:“如果你们觉得我妈是外人,那为什么继父生病时,端茶送水、擦身伺候的是我这个‘外人’妈妈,而你们这些亲生儿女,又在哪里?”
李秀娟尖声反驳:“那是她应该的!她吃我们李家的,住我们李家的,不该伺候吗?”
调解陷入了僵局,双方情绪激动,争吵不休。社区主任一脸为难。
就在局面难以打开时,一直沉默的李秀玲,忽然小声说了一句:“其实……爸走之前……说过……房子……”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在她身上。李志强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但她似乎鼓足了勇气,继续说道:“爸在医院的时候,有一次清醒,跟我说……说他对不起王姨……说这房子,有王姨的一半……他本来想……想立个遗嘱的……”
这话如同平地惊雷,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李志强猛地站起来,指着李秀玲的鼻子骂:“你胡说什么!爸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你吃里扒外的东西!”
李秀玲被骂得缩了缩脖子,但还是倔强地低着头:“我……我没胡说……爸就是说过……”
我心里猛地一动,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微光。难道继父临终前真的有过这样的表示?如果是真的,这将是极其有利的证据!
“你放屁!”李志强气得脸红脖子粗,“爸明明说房子留给儿子孙子!主任,你别听她瞎说!她脑子不清醒!”
调解最终不欢而散。但李秀玲的话,成了一个关键的突破口。我开始把重点放在寻找继父可能留下的关于房产处置的意愿证据上。我反复询问母亲,继父生前是否跟她提过房子的事,或者有没有留下什么字条、录音之类的东西。
母亲努力回忆,最终茫然地摇了摇头:“大山他……不太说这些。就是病重的时候,有一次拉着我的手掉眼泪,说委屈我了,跟着他没享什么福……还说,怕他走了以后,志强他们会为难我……我当时只顾着伤心,没细想……”
看来,从母亲这里很难得到直接证据。李秀玲的话成了孤证,而且她迫于压力,很可能不会再开口。事情似乎又陷入了僵局。
那几天,我和母亲住在宾馆里,气氛压抑。母亲常常对着窗外发呆,以泪洗面,整个人迅速憔悴下去。看着她这样,我心如刀绞,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要为她讨回公道的决心。这不仅是为了一个住所,更是为她的二十年讨一个说法,为她的尊严而战!
就在我一筹莫展,几乎要决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我。
是住在继父家后面巷子的陈奶奶,一位八十多岁、看着继父长大的老人。她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来到宾馆,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颖丫头,有件事……我思来想去,觉得得告诉你。”
我心中一动,连忙请她坐下:“陈奶奶,您说。”
陈奶奶警惕地看了看门口,才小声说:“大山走之前那个月,有一天下午,志强和他媳妇,带着个穿西装、夹着公文包的人来看大山,关起门来说了好久的话。我正好去送点自己蒸的糕,在门口好像听见说什么‘公证’‘遗嘱’……当时没在意,后来想想不对劲。大山那时候都病得迷迷糊糊了,还能公证啥?”
公证?遗嘱?我的心猛地一沉。难道李志强他们真的趁继父病重神志不清时,让他签了什么文件?
“还有,”陈奶奶继续说,“他们走了以后,我进去看大山,他精神更差了,嘴里一直念叨……说什么‘对不起淑芬(我母亲的名字)’‘被逼的’‘房子’……唉,造孽啊……”
陈奶奶的话,像一块沉重的巨石投入我心湖,激起了惊涛骇浪。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李志强他们手中可能握有一份在继父非完全清醒状态下诱骗或胁迫他签署的、对母亲极为不利的“遗嘱”!而这份“遗嘱”,很可能就是他们敢如此肆无忌惮的底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