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一天一块大洋……”长安说,“四叔,您看咱们家,粮食快没了,弟弟妹妹们饿得直哭。我去挣点钱,买点粮食,让家里人吃顿饱饭。”
泽喜不说话了。是啊,粮食。这是最要命的。去年大旱,地里没收成。日本人三天两头来抢,家里那点存粮,见底了。再不想办法,真要饿死人了。
“行,”他终于说,“你去。但记住,挣了钱就回来,别掺和保安团的事。刘德贵让你干什么,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实在推不掉,就装傻。你憨,他会信。”
“我记住了,四叔。”
“还有,”泽喜看着他,“枪,别碰。上次的教训,记着。”
长安脸红了,低下头:“我记着。”
第二天,长安去了县城保安团。
刘德贵见了他,笑了:“王长安?王泽喜是你什么人?”
“是我四叔。”
“哦,王队长的侄子。”刘德贵打量着他,“会干什么?”
“会砌墙。”
“砌墙?行,去工地上吧。一天一块大洋,管两顿饭。好好干,干好了,我给你个班长当当。”
“谢刘团长。”
长安去了工地。工地在城东,修碉堡。保安团的兵监督,老百姓干活。挖地基,搬砖,和灰,砌墙。长安从小跟着四叔学手艺,活干得好,又快又结实。工头喜欢他,让他当了小工头,管十几个人。
一天一块大洋,他舍不得花,攒着。干了十天,攒了十块大洋。他去买了五十斤苞米,二十斤白面,托人捎回店子上。
粮食捎回去那天,秀英哭了。长安娘也哭了。孩子们有了吃的,笑得像花。
泽喜看着那些粮食,心里五味杂陈。他王泽喜,保乡队队长,打了四年日本人,没让家里人吃上一顿饱饭。长安去给国民党干了十天活,就让家里人吃上了白面。
这世道,真他娘的操蛋。
三月,日本人又来了。
这次不是扫荡,是征粮。说是“皇军征粮,天经地义”。店子上刚收的春粮,要征走一半。
乡亲们不干,拦着粮车。日本人开枪,打死了两个人。
泽喜带着保乡队赶去时,日本人已经装好粮车,准备走了。他站在路中间,拦着。
“太君,”他脸上带笑,可手按在腰里的枪上,“这粮食,是乡亲们的命。您征走了,这个春天,得饿死人。”
带队的日本军官,是个少尉,会说中国话:“八嘎!皇军征粮,是大东亚共荣的需要!你的,让开!”
“太君,行行好,少征点……”
“让开!”
日本兵端起枪。保乡队的人也端起枪。眼看要流血,泽喜咬了咬牙,挥手。
“让开。”
保乡队让开一条路。日本人的粮车,大摇大摆地走了。
乡亲们看着泽喜,眼神里有怨,有恨。那眼神,像刀子,剜在泽喜心上。
“四哥,”陈小狗声音发颤,“咱们……”
“回去。”泽喜转身,走了。
步子很沉,像灌了铅。
夜里,泽喜一个人坐在院里,看着天。
天上有星星,一颗一颗,亮得晃眼。像那些死在日本人手里的乡亲的眼睛,看着他,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不打?为什么让日本人把粮食抢走?
他没法回答。因为他打不过。三十几个人,二十八条枪,怎么跟日本人打?打,是送死。不打,是等死。
横竖都是死。
“四叔。”
泽喜回头,是长安。他从县城回来了,背着个布袋子。